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袁凌:為卑微的力量,作無言的見證

時間:2019-05-14 15:33:04 來源:龍新周刊 作者:謝美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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袁凌:為卑微的力量,作無言的見證

“青苔很卑微,它有自我修復的品性。青苔也很敏感,它的遭遇、它的生命狀況都會很明顯地表現出來,我個人還是比較喜歡這類植物。”

青苔是袁凌文章里經常出現的物象,她甚至還寫了一本名為《青苔不會消失》的書籍,她對青苔的喜愛由此可見一斑。袁凌認為,那些被他記下的人物,他們便像青苔一般,雖卑微,卻又在角落兀自生長,即使無人問津。

靠失敗感支撐的日子

1973年,袁凌出生在陜西,再小一點,他出生在一個繞不開“貧困”“煤礦”“死亡”這些字眼的縣城里。小時候的袁凌,被大山和饑餓包圍,他用眼睛記錄著身邊的故事。后來,袁凌乘上了“非虛構寫作”的船,把看過的、經歷過的苦難轉化成文字。現在,他成為了現在的袁凌。

袁凌似乎生來就是屬于寫作的,他自己也說:“我小時候就是作文比較好吧,初中的時候就開始隱隱約約地有這個想法了。”高中畢業,他帶著對文學的熱忱報考了西北大學中文系。高中開始有寫作的自覺,大學一直寫,畢業后也一直寫,慢慢地,袁凌也在寫作上有了自己的風格。

“真實”是袁凌一貫秉持的原則,他說:“我希望我的作品保留這些真材實料,也能夠讓人有回味的余地。”對于外界的評價,袁凌不會全盤接受,但是也不會完全抗拒,他認為最重要的還是忠實于自己,而不是別人的反饋。袁凌表示希望自己能夠一直這樣,慢慢探索著往前走。那時候,中國還沒有“非虛構寫作”的概念,所以袁凌寫出來的東西無法準確地分類,這也導致袁凌在寫作的黑暗中捱了十年的時間,這十年里,他不斷地被出版社拒絕,他幾乎沒有機會發表任何東西。那時候袁凌很好奇,寫作能把他的人生影響到什么程度?

“這些失敗是我應該接受的,我可以接受作品不被發表,可以接受沒有幸福的人生,但是寫作還是要繼續做,因為我也做不好其他的事情。”回憶是如何度過那段日子,袁凌說是靠失敗感撐著,“如果寄托的是勝利感或者是希望,我覺得可能早就撐不下去了。”袁凌筆下的人物也是靠失敗感來支撐的,袁凌表示,他們人生是不美好的,他們也不配擁有更好的人生,他們只能接受自己的有限狀態,才能繼續生活下去。

一直到后來,“非虛構寫作”橫空出世,袁凌的作品才被裝進了這個籃子,他也成為了“非虛構作家袁凌”。《我的九十九死亡》于2002年完成初稿,出版的日子是十二年之后。袁凌說:“如果沒有這個籃子,我寫的東西好像也不知道怎么裝,長期就只能擱在抽屜里。”

可是在袁凌看來,“非虛構寫作”并不僅僅是一種體裁,它本質上是一種交流對話。“‘非虛構’就是一種精神,它的本質就是真實,它應該貫徹到每一種文學體裁的寫作之中。”“非虛構”也要貫穿到“虛構”中,所以袁凌也寫《我們的命就是這么土》,也寫《世界》,也寫這些基于現實卻又是虛構的小說,袁凌把“非虛構”視為一種真實故事。袁凌稱:“我寫的東西說是新聞還是有一點勉強,因為它并不新,只是說在眼下它并沒有完全失去意義,它還是一種現實。”

遵循記者的原則

在袁凌看來,寫作是他的本分,也是他永恒的欲望,但是他不想做一個簽約作家,他在體制之外,所以他需要記者這個職業來養活自己,養活自己的寫作。

1999年袁凌從復旦大學研究生畢業,被分配到《重慶晚報》,袁凌問:“你們那里是不是有很多農村?”我們這里是大城市,大農村”,所以他就去重慶做了記者,一做就是四年,那些日子他也看到了重慶多階層互相疊壓、復雜交織的社會形態。做記者讓袁凌接觸到社會,并保持寫作和語言的敏感。

袁凌在重慶入行,記者的一些基本要求、做法他都是在那里培養起來的。袁凌表示:“你既然在做記者,那你就應該要對記者這個身份負責。既然你在寫一篇稿子,你就應該有對這篇稿子負責的專業感。”

在袁凌的調查記者生涯中,苦難和死亡出現的次數已經數不清了。“我覺得這也是生活的一部分,如果降臨到你身上,你就得接受。”沉重的話題是人們不愿面對的,當有人質疑“袁凌只是拿別人的痛苦來消費”時,袁凌稱推動他繼續寫作的是他的負罪感,他把自己視作“被選中的罪人”。在袁凌看來,生死是個大課題,但又很接近,很熟悉,因為他的童年是在封閉落后的村莊里度過的,習慣了見證死亡,他消化苦難的能力也就變得很強。

袁凌自有一種悲天憫人的情懷,他認為中國有一個龐大的群體需要被關注。不過,袁凌并不把他們視為弱者,他說:“我們應該有一種超越自己局限的關心,不是居高臨下的同情,而是平等地去理解一些在我們舒適圈之外的人和事。”而能不能真正幫助到一些人,甚至改變一些現狀,袁凌表示那是更長遠的影響,不是記錄時考慮的事。

憑著這樣的信念,2003年非典橫行,人心惶惶,袁凌在《新京報》寫了《北京SARS后骨壞死患者不完全調查》的調查報道,“一戰成名”,現任財新傳媒社長胡舒立認為這篇報道“給《新京報》調查報道立了范兒”。在這之后,他還做了《呂日周再調查》《十問三峽》《汶川:重建的隱憂》《渠縣官方奴工基地黑幕》等有影響力的調查報道。

青苔沒有趨光性

在袁凌的成長記憶里,老屋墻角、石頭縫里都能看到青苔的存在。但是進入光鮮亮麗的大城市里,反而尋不見它的蹤影了。通常植物和人都具有趨光性,但青苔沒有,袁凌也沒有。

到《新京報》做調查記者的時候,袁凌已經30歲了,而在成為中國第一批優秀的非虛構寫作者之前,袁凌就已經做過《新京報》北京新聞部副主編、新浪網新聞中心副總監、《鳳凰周刊》的主筆……這些身份都足以讓他過得體面。但是他不想做“那些涌入都市后大談厭惡都市又離不開都市、熱愛鄉村又逃避鄉村的知識分子”。

袁凌始終帶著一種對底層和故鄉的負疚感,所以他習慣于去沒有光的地方凝視苦難,“沒有把這些東西寫出來之前它就是欠的,把這些東西寫出來,你才算是不欠了。”從一線記者到管理層,袁凌幾度不想待在城市,他回鄉的欲望變得強烈,但是回鄉之路并不好走,待在家鄉,他就失去了經濟來源。袁凌被村里人的議論聲包裹,“你一個大學生待在這里干什么”“你肯定在外面混不下去了”“你這大學生是假的吧”……就這樣,他幾度選擇回鄉,又幾度被各種因素逼回城市。

在城市與鄉村的拉扯中,袁凌寫詩、寫散文、寫小說、寫特稿,但他始終忠于一種真實感,而這種真實正是源于對生活的體驗,需要對人性和成長有一些切實的關注。袁凌關注那些生活在社會底層或者說社會邊緣的人,他們是一群卑微卻又有著頑強生命力品性的人,在袁凌眼中,他們就像青苔,而這些人中,也包括他的外婆和母親。看到家鄉被水電站截斷的小河,袁凌寫《小河淌水》;走訪了內蒙、新疆、貴州、四川、廣西等十余個偏遠省份的近百位受救助孩子,袁凌寫《寂靜的孩子·河西走廊的月光》。

“我一直都沒有擺脫過危機感,這都是文學帶來的。”袁凌云淡風輕地說,“這幾年我也沒再做記者的工作了。”直到現在,袁凌也還是會遇到文學的瓶頸或者說生活的瓶頸,畢竟現在僅僅依靠寫作來養活自己依然是不容易的事,他住在北京五環的一棟老樓里,但是他也從來沒想過要放棄。“我覺得文學對生活肯定會有妥協的時候,但是妥協到什么程度又是一回事了,不管怎樣,我還是堅持嚴肅性文學。從開始到現在,我的想法也沒有也別打的變化。”

袁凌依然保持著對世界的好奇心,有時候在街上看到一小群人聚在一起,他也會湊一下熱鬧。他會去微博圍觀社會的輿論場,他依然想一直保持對時代的敏感,看世間百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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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南科技大學龍新通訊社·謝美浴供稿

責任編輯:高永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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